法律从来没有明文规定过，说检察官不能有自己的脾气性格，法律人首先他应该是一个人，是有血有肉、有爱有恨的活生生的人，不是一台只会报法条的机器。有些事可以妥协，有些事绝对不能退让。
配图
《沉默的真相》
前言
我的同事杜勇曾经是公诉人，他曾说，检察官真正的作用，应该是一个发声筒：“正义并不沉默，只是遇到阻力，被迫消声。检察官要替死者、替那些被侮辱和损害的人们，发出自己的声音。”正如杜勇履新时受理的一起立案监督“案中案”里，几条“穿西装的蛇”极力掩饰着他们的阴暗面。一个个女孩在他们丑恶的罪欲之中，沦为悲惨的牺牲品。检察官笔记丨连载07
开篇：下跪的老人
年初冬，检察院实行内设机构改革后，杜勇调去了立案监督部门，此前他做了十年的公诉人，办过许多大案，经常在电视新闻里出镜。刚到新部门不久，杜勇就遇到了一桩棘手的案子。那天上午9点多，杜勇接到一个电话，是控申（控诉申诉）大厅的老朱打来的，说大厅外面站着一个老太太，自称叫“曹桂芳”，指名要见杜勇。天气湿冷，零星的细雪打在老太太的银发上，老朱想搀着她往里面引，可还没踏出门，老太太突然“扑通”一声跪在地上，对老朱说，要是见不到杜勇，就一直跪到天黑。好事的人们在门外围观，老朱让大家赶忙散了，赶紧打电话向杜勇求救，“杜检，您认得这个老太吗？”“曹桂芳……”杜勇念叨了一会儿，说还真不记得。杜勇赶到控申大厅，把曹桂芳扶起来，老人见到了杜勇，这才吃力地爬起来，“我是为女儿周雪萍来的”。“周雪萍？”杜勇还是没想起来。“我前天去过律师那里，是蒋律师叫我来找你的。他跟我说，这个案子他接不了，说你调到新部门，让你给看看我女儿周雪萍的案子。”“蒋宏伟？”杜勇问道。曹桂芳怔住了，随后点了点头。蒋宏伟是市里的大律师，杜勇曾和他交过手，“在法庭上，这是一个难缠的宿敌。我当时也不明白老蒋这次到底想干什么，还以为他输给我，心里不服，想再试探一下我的能耐。”杜勇带着曹桂芳步入大厅中央，让她讲讲诉求。也许是老太太年纪大了，讲了十多分钟，一直前言不搭后语，杜勇听得云里雾里，只能抓取几个关键词：“杀人”、“强奸”、“逍遥法外”。曹桂芳说，女儿出事之后，自己像患上抑郁症，“想哭也哭不出”，每到后半夜，她便独自枯坐在床沿，凝望着老伴挂在白墙上的照片。平日里，她有时精神恍惚，意识不清，情绪一激动，就无法正常表达。杜勇问她有没有文字材料，曹桂芳才突然意识到，前天把材料落在律师事务所，律师给她打过电话，但她忘了接，材料也没拿回来。曹桂芳急坏了，杜勇安慰了几句，说这件事好办，“我等会儿给老蒋打个电话就知道了”。杜勇让曹桂芳在登记簿上写自己的家庭住址，无论情况如何，他会书面告知检察院的处理结果。不料，曹桂芳却说：“地址不用留了，我过几天还会来这里。杜勇检察官，我相信你会给我女儿讨回公道。”回到办公室，杜勇拨通了蒋宏伟的电话，这才搞清楚来龙去脉。曹桂芳的女儿叫周雪萍，在一家名企做行政工作，自称长期受到领导朱正儒的性骚扰。年8月的一个雨夜，周雪萍说自己在公司加班结束后，被朱正儒强奸，但出于顾虑，她当时并没有选择报警。此后，她常常受到朱正儒的骚扰和威胁，周雪萍忍无可忍，最后做了傻事，想要捅死朱正儒，结果杀人未遂被刑拘，“后来案子被移送到你们检察院”。“那周雪萍被批捕了没有？”杜勇随口问道，可蒋宏伟的回复让他大跌眼镜：“没有。我找人问过，她患有精神疾病，案子的承办人向法院做了强制医疗申请。老太太觉得朱正儒肯定强奸了自己的女儿，否则女儿不会动手要杀他，就去派出所报了案，派出所认为事情已经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，老太太手头也没有证据，女儿也被抓了，所以就没立案。”当时，曹桂芳跑了几个律所，都没有结果，后来她在法制新闻里看到了蒋宏伟，托人在网上查了律所地址，辗转找了过来。不巧那几天，蒋宏伟正好在电视台录制节目。每天一大早，律所刚开门，曹桂芳就进来等着，茶饭不进，负责接待的见习律师只得给蒋宏伟发信息，让他务必回来一趟，蒋宏伟这才听曹桂芳讲了情况。“那时候我听完，也挺同情这个老太。曹老太以前是知青，支援过边疆，回城以后，退休工资也不高，现在女儿又在强制医疗所。她想给女儿要个说法，让侄子把存折里的钱全部取现，怕付不起律师费，还管亲戚借过钱。我看到她又瘦又小，背着一个大号的黑色行李包，里面放着现金，样子很可怜，就让助理给她叫了一部网约车，把她送回家。”“那你怎么让老太太过来找我？”杜勇有些疑惑。“这个你别误会，我这不是踢皮球，也没必要。前阵子我听同事说，检察院搞部门改革，你调到了立案监督办公室，这个案子你们有管辖权。而且这个案子，不给个明确的答复，老太太是不会死心的，到时大家都烦。要是案子有了新进展，以你的性子和人品，也绝对不会袖手旁观。法庭上，我们俩是对手，打过几场仗，私下里，我相信你的为人。”蒋宏伟告诉杜勇，这个案子最难办的是——第一，周雪萍患有精神分裂症，她控告朱正儒强奸的事情，无法被有效证实；第二，老太太一口咬定是他强奸了女儿，她找人联系过周雪萍以前的同事，很多人都说不知情，或者保持沉默。曹桂芳的控告案与周雪萍故意杀人案存在关联，于是杜勇在业务系统中调阅了周雪萍案的强制医疗案件审查报告，获知了案情的全貌。第一案：“你别碰我”
年8月底，周雪萍的情绪忽然很低落，经常疑神疑鬼，说自己老是看到一个小男孩坐在旁边。曹桂芳询问后才得知，女儿在单位被领导玷污了。在卷宗里，周雪萍供述称：“朱正儒骚扰女下属这件事，整个部门都知道的，已经不是一两天了，很多同事都被他骚扰过，申请调离部门，我刚来部门没多久，他就借口找我谈话，刚见面就摸我的大腿。后来有天晚上，我加班到十点多，下班的时候，朱正儒还没走，说找我谈点事，却不让我去办公室，而是在一个类似于消防通道的地方，有很多废弃的纸箱，没有摄像头。朱正儒把我按在那里，捂住我的嘴巴。他的上衣没脱，裤子解开了，我想推开他的身体，叫他不要碰我，但他的力气很大，最后把我强奸了。他放开我以后，那些纸板箱都倒在两边，我抓过一个挡在前面，躲在后面哭，看他提裤子、栓皮带，对着我笑。”随后朱正儒还威胁说：“你就报警吧，我知道你也不敢。我认识公安局的领导，到时候吃亏的还是你自己，饭碗都没了。”周雪萍对承办人说，自己当时很胆小，确实怕朱正儒日后给自己“穿小鞋”，只能忍着委屈。从那以后，每天上班她不得不面对朱正儒那张嘴脸，觉得自己“活得没有尊严”。她总怀疑自己被朱正儒骚扰，同事们实则都看在眼里，却集体保持沉默，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帮她。那些曾被朱正儒欺辱过的女人，如今却“用一种幸灾乐祸的眼神”看着她。再往后，每到下班后，周雪萍都躲在厕所里不敢回家，生怕撞见那个“笑脸恶魔”。她坐在马桶上偷偷地哭，不敢哭得太大声，怕别人听见，直到单位的同事几乎全都走光，才逃也似的回了家。周雪萍说她怕母亲多想，总把自己锁在屋里。有时母亲敲门询问，她就说自己工作压力大，“想要一个人待会儿”。某个失眠的深夜，她看了一部国外的犯罪电影，血色炼狱般的镜头扎进心底，她产生了杀人的念头，“想一刀一刀把他凌迟”。然后她就看见一个穿白色短袖的小男孩坐在床沿，两条小腿荡在床边，对她说：“姐姐，你应该杀掉他。”关于这个“他”，周雪萍确定是朱正儒。不久后，周雪萍就在附近的大卖场买了一把水果刀。案发当天，周雪萍穿着一件白色外套和淡蓝色破洞牛仔裤，刀藏在咖啡色的包里，那天中午，朱正儒再次把她叫到办公室里，还问她：“为什么背着包进来？”周雪萍默不作声，静静地看着朱正儒那张油腻的脸在正午阳光的映射之下，显得猥琐又滑稽，她不禁“嘿嘿”笑了起来，神情有些怪异。后来她对警察和鉴定人员说，自己在那一刻又听见了小男孩的声音，在她耳边说：“就是他，你要杀掉他，杀掉他……”周雪萍的怪笑声让朱正儒心慌，他赶紧叫下属把这个疯女人拉出去：“快点打精神病院的电话，这个女人疯了！”听见身后有人进门，周雪萍来不及多想，连忙抽出藏在包里的刀，挥刀正要猛斫他的头，朱正儒吓得蜷缩在角落里，用转椅抵挡在身前，几个男同事合力拽住周雪萍，朱正儒的助理报了警。目击同事对警方描述称，被警察带走的周雪萍披头散发，“像女鬼一样，很吓死人的，她大声朝我们喊，你们为什么不救救我呢？”周雪萍的案子被移送到检察院，承办人问她，你觉得自己的精神状况怎么样？“我觉得自己在精神方面没什么不正常的。我父亲是有精神病的，有时候我看到一个小男孩坐在我身边，可是我不敢对别人说，医院检查，怕别人在我背后指指点点。”周雪萍回答。年10月底，周雪萍被刑拘，之后经过司法精神病鉴定，送往市强制医疗所采取临时保护性措施。曹桂芳证实，周雪萍的父亲患有精神分裂症，15年前死在郊区的精神病院里。看到这里，杜勇叹了一口气。次日9点，曹桂芳又来了。这次她坐在控申大厅，一见到杜勇，就急切地起身问他，“检察官，我女儿的案子有希望吗？能不能把那个畜生抓起来？”杜勇摇了摇头，说由于证据不足，而且周雪萍患有精神病，存在被害妄想的症状，派出所具有充分的不立案理由，检察院的书面答复已经拟好，正在报上级领导审批，马上就会寄到曹桂芳的手中。“你是检察官，你懂法律，可我只是个普通老百姓，我不懂法，只想替我女儿讨个说法。女儿在外面受欺负了，哪个母亲会不管呢？”曹桂芳抹着泪，说得咬牙切齿。杜勇只得继续安抚：“将心比心，如果是我的女儿被坏人欺负了，肯定也会愤恨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可正因为这样，我才不敢轻易跟你许诺，说朱正儒一定会被抓起来。没证据，咱们不能冤枉任何一个人。”曹桂芳不再说话，她失望地看了一眼杜勇，转身走出大厅，步履蹒跚。那是个灰暗无光的冬日，控申大厅外面行人稀少，阴冷的风声像呜咽，杜勇望着老人佝偻的背影，心里有些发酸。“法律人眼中的世界是由证据构成的，这话不假。可这不代表检察官是冷冰冰的机器，那样就没人味了。”后来杜勇告诉我，自己原以为曹桂芳控告的案子就此尘埃落定，没想到却迎来转机。第二案：油腻的嫌疑人
没多久，杜勇受理了一起立案监督案件，被控告人正是朱正儒。“这一次控告人叫董燕，事由和曹桂芳替女儿反映的一样，还是控告朱正儒强奸。”董燕在控告材料中反映，年10月底的一天晚上，公司的人几乎走光，自己也快要下班，朱正儒在只有他们两人的办公室里，忽然抓弄她的右胸部。两人争吵后推搡起来，朱正儒把她压倒在身下，即将进行强奸时，由于董燕的反抗而未遂。事后朱正儒让董燕不要报警，称自己愿意花钱私了，但董燕依然决定去派出所报案。然而，派出所却不予立案——董燕身上没有伤势，且朱正儒反复声称两人是情人，此前也发生过性关系。杜勇很快受理了该案件，他认为公安的不立案文书中虽然写有被害人董燕没有伤势，但实际上董燕的脖子和手腕有掐痕，案发后的当晚她让家人拍了很多张照片，可以与她的指控相互印证，其次公安存在尚未全面搜集证据的情况，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。不久，公安局专门送达回函，并命令民警对朱正儒展开调查，最终将其刑拘后报捕。杜勇赴看守所提讯朱正儒，这位某名企的小领导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——“我在公诉干了十年，有老实坦白的，有胡搅蛮缠的，有哭闹耍泼的，还从来没见像他这种的”。杜勇说，那天上午自己站在监区门口，等管教民警带朱正儒来。监区采光不好，光线昏暗，所有人像站在阴影里，很快，就看见一个灰黑色的人影慢悠悠地挪着步子，看上去迟疑不决。快要靠近管教的时候，开始抬手梳理头发。“这个人很注重形象。手头没有梳子，他就赶在戴手铐之前，给自己简单打理一下，不让自己看起来太颓废。”杜勇事后回忆称。朱正儒有一张标准的国字脸，高耸的鼻梁上架着黑框眼镜，右眼有点斜视，头顶已半秃，露出油汪汪的头皮，刚才他从左边匀过去轻薄的一撮发丝，显得欲盖弥彰。踏入提讯室，朱正儒也不着急坐下，像领导视察一样，仰头扫视着室内的环境。杜勇打开中间那道铁门，指了指不锈钢的讯问椅：“坐吧。”朱正儒刚坐定，就用力清着嗓子，十指交叉，嘴巴微张，似乎正要准备发言。杜勇又好气又好笑，估计朱正儒在单位当惯了领导，哪怕到了看守所，也要虚张声势，把接受讯问弄得像领导开会，结果朱正儒开口第一句话，把杜勇问得有些懵：“我能不能投诉？”“你要投诉什么？反映看守所的问题，你可以联系这里的驻所检察官，或者我帮你代为转达。”杜勇说。朱正儒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我不是要投诉这个。毕竟是看守所嘛，床铺挤了一点，伙食也一般。我是想投诉民警。”“你要把话讲清楚，到底是投诉看守所的管教，还是你案子的承办民警？”杜勇察觉到朱正儒想绕弯子，声音变得冷硬，“别纠结这些没用的，来说说你的案子吧。”“我要投诉民警陈智宾，公安承办人，检察官你自己也可以问他，这个强奸案我是不认的，那是被他吓的，我在公安那里做的笔录都是假的。”朱正儒的表情“看起来恶狠狠的”，说得脸红脖子粗，全然没了刚才的“风范”。“陈智宾他把你怎么了？”杜勇认识陈智宾，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民警，肩章两杠三星，凡是他承办的案子，都查得很细，证据过硬，也总没有刑讯的情况。“这个警察他骂我，而且骂得很难听。”朱正儒继续“投诉”。“他是怎么骂的？有没有发生刑讯逼供的情况，你必须讲清楚。警察刑讯逼供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你不要有顾虑，也不要冤枉陈智宾。”杜勇说。“刑讯逼供倒是没有。”朱正儒摇了摇头，“就是凶巴巴的，把我都吓得都不敢讲话。”杜勇不再理会，直接问他：“你对自己的案子有什么想说的？”然后示意身边的助理准备做笔录。朱正儒直呼冤枉：“强奸传出去多难听，到时候就算法律还了我清白，名声也臭了。我请了市里最好的律师，是蒋宏伟的徒弟，叫他赶紧给我办取保候审，我要告董燕诽谤。”“你以前是不是有个叫周雪萍的下属？”此时朱正儒故意清了一下嗓子，反问道：“她跟我的案子有关系吗？”“有人向我们部门控告，说你在今年8月某天晚上强奸了周雪萍，这件事是否属实？”杜勇说。“怎么可能属实？周雪萍这个人平常就神经兮兮的，我怎么会去招惹这个祖宗？估计是有些人看我晋升了，就想往我身上泼脏水，见不得人好嘛。”“那你跟董燕又是怎么回事？”杜勇转回原来的问题。“我跟董燕其实是情人关系，以前上床也是她自愿的。那晚我们吵了一架，我跟她的身体是有接触的，但绝对不是强奸。”话刚说完，朱正儒又重复了刚才的话：“我是被冤枉的。”“你们的聊天记录可不是这么说的。”杜勇说。“什么聊天记录？”朱正儒有点吃惊。“董燕在案发后提供了你们的转载请注明：http://www.uzogd.com/jxxwxszz/14395.html
